生母无力抚养，将婴儿送人并收“感谢费”，算拐卖吗？潘某、熊某荣、曾某英，改判无罪

无力养育子女遂将其“送”人，并以“感谢费”为名收取钱财，这属于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出卖亲生子女，还是民间送养行为？近日，人民法院案例库公布案例《潘某、熊某荣拐卖儿童、曾某英收买被拐卖的儿童宣告无罪案》。

2019年12月5日，陕西省西乡县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被告人潘某、熊某荣犯拐卖儿童罪，被告人曾某英犯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均被判刑。2020年6月22日，陕西省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改判潘某、曾某英、熊某荣无罪。

2014年，被告人潘某在网上结识岳某某后，确定恋爱关系并同居。2017年2月潘某怀孕，同年9月岳某某因涉嫌犯罪被羁押在看守所。潘某因未婚先孕而不敢向家人透露此事，同时由于自己没有经济来源、无抚养能力，欲在婴儿出生后送给他人抚养。

被告人熊某荣系潘某的朋友，其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告知其朋友被告人曾某英。曾某英在北京工作，婚后多年无子，家庭经济状况好，想领养孩子。曾某英在熊某荣的介绍下，与潘某取得联系，主动表示愿意收养潘某将来所生婴儿，并可以支付人民币六七万元的“感谢费”。

潘某经了解得知，曾某英夫妇结婚十余年未育，曾做过两次体外受精胚胎移植项目但均未成功，收养孩子的愿望强烈。

2017年12月25日，潘某产下一名女婴，曾某英前来照顾潘某母女，并为潘某垫付医药费5000元（后被当作“感谢费”）。潘某经反复犹豫，最终决定将孩子送养。

2018年1月2日，潘某与曾某英在某律师事务所签订送养领养协议，约定潘某因家庭困难无力抚养将婴儿送养，曾某英自愿领养，潘某有探望的权利，但是不得以任何理由要回婴儿。同日，曾某英夫妇向潘某支付43000元、向熊某荣支付2000元，将婴儿带走抚养至案发。

2019年12月5日，陕西省西乡县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被告人潘某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被告人熊某荣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四个月，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被告人曾某英犯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宣判后，被告人潘某、曾某英提出上诉。

2020年6月22日，陕西省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撤销陕西省西乡县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潘某、曾某英、熊某荣无罪。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人潘某的行为，属于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出卖亲生子女，还是民间送养行为。

区分借送养之名出卖亲生子女与民间送养行为，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获利的目的。判决称，本案中，被告人潘某的行为应属民间送养行为，而非拐卖儿童犯罪。

第一，被告人潘某系因无力抚养而将亲生子女送人，而不是为非法获利。潘某怀孕后，岳某某因刑事犯罪被羁押。因系未婚先孕，潘某不敢将此事告知父母，在怀孕待产和生产过程中均未得到双方家人的实质帮助。基于自己的经济条件和家庭情况，潘某才产生送养孩子的想法。潘某在生产前后两次前往看守所征求岳某某的意见，其间曾改变主意放弃送养之念，最终还是认为自己和岳某某的家人均无力抚养孩子，决定送养。根据查明的事实，潘某在是否送养问题上作了慎重考虑，且有思想反复，并非将出卖子女作为非法获利的手段。

第二，被告人潘某充分考察并确认被告人曾某英具有抚养目的和能力。潘某产生送养小孩的想法后，深入了解了收养人曾某英的经济状况、抚养能力和意愿等情况。双方到律师事务所签订送养领养协议，明确约定潘某对送养婴儿有权探望。以上事实表明潘某考察了收养方的收养目的和基本情况，关注孩子被送养后的生活、成长环境，不属于完全不考虑对方是否具有抚养目的和能力，为收取钱财将子女出卖给他人的情形。

第三，被告人潘某并未主动索取钱财，亦无讨价还价行为，收取的钱财系收养方主动给予的感谢及补偿费用。潘某、曾某英均证实，曾某英自始就主动提出给潘某钱款，从最开始提出六七万元到最后实际支付48000元。在整个过程中，潘某并未积极索取、讨价还价，并称“钱多钱少无所谓，只要她对孩子好”。并且，曾某英作为收养人，曾做过两次试管婴儿，为此支出的费用数额巨大，加之其经济状况较好，对其来说48000元不属于巨额钱财。故案涉财物不属于《意见》规定的明显不属于“营养费”“感谢费”的巨额钱财。

综上，结合被告人潘某将孩子送人的背景和原因、收取钱财的态度、考察收养人的抚养目的和能力等事实进行综合判断，潘某系迫于无力抚养而送养亲生子女，虽然收取了一定数额的钱财，但其主观上没有非法获利目的，不构成拐卖儿童罪。

基于此，被告人熊某荣介绍、帮助潘某送养，亦不构成拐卖儿童罪。被告人曾某英因不能生育，以抚养为目的收养潘某的子女，不构成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