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舆论旗手”是怎样炼成的
——推荐一年写360篇国企业改革评论的智囊学者李锦
本社记者
年底年初，海内外的机构总要盘点一下自己的功绩。我们今天特向大家推荐一位华人经济学家的年度盘点。他最近发表了一篇自己的年度盘点。这就是被舆论界称为“中国国企改革舆论旗手”“中国企业政策新闻第一解读人”的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李锦。
在2016年的中国改革舞台上，李锦的名字很响亮。每天都要在三五家媒体上发表看法，2016年他对媒体解读了党中央、国务院、国资委、发改委关于国企方面的文件就有40多个。去年接受记者采访约1200次。他的观点出来，常常影响股市的涨停，甚至影响经济趋势。因此，去年首都经济学界开会研讨“李锦现象”。
李锦会长
李锦，曾经是中国改革初期舆论界的第一面旗帜。从1977年起，他参与中国改革的调查与政策理论研究，最早发现报道“万元户”，1982年，邓小平听取汇报并称其对改革“有发言权”。被邓小平、胡耀邦当作改革调研的一面旗帜进行表彰。新华社与山东省都曾经组织颇有规模的学习李锦活动。范敬宜、徐光春、蒋齐生等都写过学习李锦的文章。他40年一直在一线，在改革开放来所写“思路型”调查为45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批示。胡锦涛表扬他“会搞调查，会总结经验”。2010年来专事国企改革研究。先后调查20多家央企，总结推广中建材、保利、中冶等经验。出版专著《资本经营理论的提出》、《国企改革的方向与焦点》、《十八大报告学习读本》、《国企改革顶层设计解析》、《国企供给侧改革》等24部。是我国在近五年出版国企著作最多的人。兼清华大学、中央财大等大学的经济学、政府管理学、政治与公共关系学、金融学客座教授。
李锦会长与邓小平总设计师
他曾经担任新华社西藏分社、山东分社副社长，中国企业报总编辑。可是他从来没有停止写稿。他是1978年便投身改革的人，与他在70年末80年代初同时出名而仍然在一线奋斗的，可能是仅余一人了。
他在金融危机开始时中写了一封9400字的长信，温家宝、李克强、王歧山批示，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扭转局势。“金融危机在中国的演变”一书记述了过程。
李锦会长与胡锦涛总书记
他最近发表了一篇年度盘点。在2017年，他做了10件事，其中一天写一篇评论、一年360篇评论是一件事。他认为“无论媒体变局 多么剧烈、传播介质如何进化，人们总是需要优质稀缺的信息、深刻独到的观点和破解难题的思路，他坚持通过微信公众号发表观点，就像一座思想发射塔，每天深夜发射出自己的观点，引领国企改革的方向，其中也有多篇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和他们身边人的关注与批示，成为媒体的智囊，也成为国家的智囊。他认为有了互联网，一个人便可以成为一座智库，一个通讯社。他的学习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已经被互联网悄然改变。
他生活简朴，平常每天在电脑前16个小时，吃饭睡觉只用8个小时。总是孤独的坚守着，总是象哨兵站在大海的礁石顶上时刻张望，总是象信号灯在夜空中闪亮着。他的日记朴实无华，句句是实话。我们读了，却感到有种震撼，想起“民族魂”这样的词眼。鲁迅以笔代戈，战斗一生，被誉为"民族魂",一个民族的精髓，体现一种民族精神，是民族存在的精神支柱。从李锦身上，我们看到了这种忧国忧民、自强不息、顽强奋斗、与祖国同行，寻求历史进步的民族精神。
李锦会长与本社朱东海社长
现将发表于《李锦解读国资新闻》的一篇日记转载于此。
我一年写360篇国企业改革评论的心迹
李 锦
年末年初，总要盘算一下今年干了什么活，明年要干那些活，人活着就是干活的，不干活，活着就没滋没味了。
2016年我写了360篇国企改革评论，每天一篇，一直坚持着。只有两天在山上住，停电了，电脑没办法发稿。平时不管刮风下雨，再忙再累，每天一篇是雷打不动的，哪怕是大年三十、正月初一，也不停下手中的笔，不停止发出自己的声音。
我写的日记，都是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出去的，少则千把字，最多的有一万七千字，平均每天三千字，一年下来大概有一百万字了。
我写的评论都是我国国企热点，一是政策解读，二是理论研究，三是重大新闻事件的评说。今年光是党中央、国务院、国资委、发改委关于国企方面的文件就有40多个，庙堂的人是能不干就不干的人居多，领导不安排就不干。有些事似乎便都由我们这样的局外人干了。因为干这些事，是当不了官、发不了财、评不了职称的，似乎也没有人与我抢。例如，习近平关于国企党建的讲话，是一件天大的事，然而衙门里很少有发声的，当然表态拥护的并不少，但是也仅仅是表态而已，很少有研究的、解读的。我一夜写了8000字，分析这个“行动纲领”，凌晨5点发出来的。于是各大网站都是我的声音；过些天，我又写了“1010讲话堪比古田会议决议”，也是8000字。于是，各个地方媒体向我约稿，各种理论刊物纷纷转载，各家央企邀请我多是讲课。当然我忙得愉快，累的舒心。他们都干了，我就没有活干了，看来我是傻人傻福。
我知道，我的文章读者群中核心对象有3000多人，1000多名财经媒体的记者与编辑，1000多名国企负责人，还有1000多名政策理论研究者。财经媒体的记者与编辑，是核心中的核心，他们多是25岁到35岁的年轻人。我深知，任何时候，都是“内容为王”“思想至上”，无论媒体变局 多么剧烈、传播介质如何进化，人们总是需要优质稀缺的信息、深刻独到的观点和破解难题的思路。他们在等着我的观点“下锅炒菜”，端上报纸的桌面。有观点就有饭吃，有的能解决温饱问题，有的会吃的更好。我或雪中送炭，或锦上添花。每每想起他们稚嫩的面孔，犹如嗷嗷待哺的小鸟在等待我的观点，于是我就夜不能寐，一字一字敲打出来。因为我是依靠发布新观点吃饭的，1995年我立下的座右铭就是“发现思想，引领社会”。那时是通过中南海批示来引领社会的，现在是通过媒体引领社会的。
我的这些文章中，大约有300篇是在深夜12点后发出的。无论是中冶五矿重组，还是恒大不再生产矿泉水，无论是董明珠不再任职，还是央企老总的薪酬，都是我评说的话题。几十年，有一个坚定稳固的内核在坚挺：那就是我对改革的追求，对国家更富强、经济更发达、人民生活更美好的向往。我的这些读者中，大约有1000多名国企负责人，不少是央企的董事长、总经理。多数是潜水者，然而我知道他们是谁，有的在深夜一点仍在回音，有的在凌晨点赞，每当看到他们的点赞和评语就有一股温馨涌上心头。到半夜三，四点钟起夜时，我还打开手机，看有哪些重要读者在浏览点赞我的文章。
这样，我的微信群，就像一座思想发射塔，每天深夜发射出我的观点，引领国企改革的方向，其中也有多篇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和他们身边人的关注。
在2016年，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李锦解读国资政策新闻”的认真与坚持，人人可以看到的360篇国企改革评论。第二件事，是接受记者采访约1200次，平均每天被电话采访3到5次。12月17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的消息公布，从晚上6点到11点，有9家媒体采访，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台、中新社这样的体制内主流媒体，也包括21世纪经济报道、第一财经日报、澎湃新闻、界面新闻这样的市场主流媒体，也包括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等这样的专业报纸。媒体有习惯，一旦有事，就蜂拥而至；一旦无事，就风云尽散，而我总是坚守着，总是象哨兵站在大海的礁石顶上时刻张望，总是象信号灯在夜空中闪亮着。因此，国家重大政策出台，重要文件发表，凡是牵扯到国企，他们中有一大批人首先想到的便是我。其中也包括华尔街日报、英国金融时报、路透社等这样的外国媒体。自然，一旦国家有大事，我便不能睡觉，甚至不能吃饭，2016年差不多有10天是整夜未睡。就这样，又是一年下来了。
第三件事，解读40个文件。国有企业经济结构调整的文件出来，职工持股文件出来，关于产权的文件出来，每个文件出台，我总要忙活2至3天，先是网络、后是报纸、接着是电视，最后是刊物。其实，有些事情我也不太熟悉，讲多了，便会逻辑推理的方法，还有49年的工作经验做依托。傅成玉说，你很多是逻辑推理，我认可他的批评。所以，我千方百计到基层去，一年要去10多个企业，蹲点调研两三家，与上百个企业家闲聊，寻找检验观点的实践座标。有些政策，很保守，我知道错在哪里，便也敢于直言不讳的批评。
第四件事是讲课，一年讲60场。12月7日到10日，4天时间就讲了5课，为神华集团国华电力、一汽、吉林省国资委、吉林森工集团，内容有习近平国企党建讲话解读、国有企业改革现状与发展趋势，东北振兴的难题和破解思路，混合所有制改革，一天换一个课题。2016年，还在20多个论坛演讲，当然多与国企改革有关。
第五件事，中冶集团的调查与研究。先是中冶和五矿的重组，从理论上进行分析，写了1万字的分析报告与建议，接着对中冶扭亏转盈深化改革的过程进行调研，写出1万1千字的考察报告，两件事影响都很大。2012年为宋志平和中国建材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摇旗呐喊，现在则为国文清和五矿“鼓”与“呼”。
第六件事，一个企业家的调研与典型策划。山东沂蒙山区的鲁南制药厂的董事长赵志全事迹过硬，他们请我去，我住了9天不动身，写出1万字的长篇通讯，以后被中宣部确定为重大典型，山东省委发出决定学习。这是为沂蒙精神的深入宣传立了新功。
第七件事，是对供给侧改革的企业调查。广州立白集团是个民营企业，我一年去了4次，拿出两份调研报告，召开论坛，几十家媒体到场，沈建国、王兆海、贾康、管益忻、吴金希、李东红、徐文中、谭云明等朋友捧场。形成理论新闻同步，形成一个品牌推广的产业链条。论坛以新观点制胜，有道道，让记者有东西写，也很热闹。
第八件事，写了60多篇约稿。搞了20多份奏折式的文章。包括中央各部委及部门智库，也有领导同志要求写的报告，这个不多说了。
写了30多篇理论文章。这是为《国资报告》、《国企》、《现代国企研究》、《上海国资》、《国企文明》、《国资管理》、《国企管理》写的。为《现代国企研究》几家做专栏作家，每期一篇，有的一期20多个页码都是我的，连我也不好意思。这些文章大概是20万字。
还写了20多份调查。包括山东破产清退做法、中铁建的非洲铁路、云南乌蒙山脱贫思路，沂蒙山党建基地，青岛学校足球机制、山东社科发展经验，禹城税制改革，老朋友们总是看的起我，盛情难却，这些都是调查报告，是面子上的事，写得很用心，有的很费劲。
第九件事，研究理论，一年写了2本书。“国企改革顶层设计解析”，是元月出来的，“国企供给侧改革难点与对策”是10月出来的，两本书70万字，是中央政策研究社的“研究出版社”，和国务院研究社的“言实出版社”出版的，因为都是研究的理论政策问题，他们都愿意出版。手里还有一本“立白样本解破”，写出来，便是2017年的事了。从2012年开始，一年出版两本书，都是研究国企改革的书。写书不赚钱，但是促使自己系统严密和兼收并蓄。
第十件事，研究习近平国企治理的思想，也费了些时日，做了具体工作。
我很感谢互联网。2008年纪念改革开放30年，新华社发了万元户的照片，这是我自己发现和报道的，但是新华社没有再署我的名。我一怒之下，在网上发了“万元户的发现”，上万人点击。于是我从此开设博客、微博、微信，一发而不可收。权威人士讲话当天在人民日报出来，我一夜间写出“权威人人士讲话堪比论持久战”，14000字，200多万人点击，我自己的微信便有20万人点击，有一家“格上财经”微信竟然有30万人点击。公众号关注的越来越多，可能够静下心来打开的却越来越少，而我的微信保持每篇千人点击阅读。可以说，有了互联网，一个人便可以成为一座智库，一个通讯社，作用大于新华社一个上百人的分社。无论曾经陷入困境，还是东山再起，确定无疑的是，我的学习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已经被悄然改变，我的命运被互联网改变。有一种倒逼的力量，把我推向互联网思维。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说，2016年我被评为中国年度十大读书人物，那与我在沂蒙山九间棚村安家建书院有关系。那是人家评的，不是我自己的成绩。
过去的一年，没有白忙活，加上自己每天写的日记，365天，一天不空，大概也有20万字。一年成文的东西，累计有200万字，当然有些是“一鱼三吃”，吃肉、油炸、做汤，不耽误，一篇稿子改一下，三处使用。把水挤干了，也有90万字能够正式出版。
自己忙，对别人有用有利也有效，活得就有意思了。我从1978年一直干到现在，从小伙子干到小老头，是老头了可是还是再像小伙子一样在干，很多人说，小伙子也没有像我这样干得这么猛的，都劝我，好好休息休息。昨夜潮水般的新年祝词，一半讲到保重身体，谢谢大家了。我觉得自己要干的太多，欠的文债太多，唯觉时间不够用。不过，身体也该注意了，机器老了，转得太快了，是要出事的。需要调整。
我的觉悟没有那么高，我不会养花、钓鱼，也不习惯写字，就选择了爱思考、写文章的嗜好，仅此而已。在清华大学一次发言，我说到，美国《华尔街日报》借国企“做大做强做优”，硬做“南院北院”的文章，政府部门含糊其词，我敢于站出来说明白。因为我一不想当官，二不想发财，三不需要评职称，没有那么多顾虑，人格是独立的，思想是自由的，肚里是有货的，当然政治上也是守规矩的。孔丹说我属于“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人，这话是合我心意的，为了国家的进步、人民的幸福，自己已经无所求了。我是1978年便投身改革的人，与我在70年末80年代初同时出名而仍然在一线奋斗的，可能我是仅余一人了。左派的攻击、右派的讽刺，包括挟私的否定，我都没有时间理睬，因为时间总不够用。这些攻击，我在所有的改革回合中都已经遭遇了。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说起来，我也注意四大规律的把握：体制上在江湖上干庙堂的事，内容上在学问界回答实践中的问题，方法上把过去学到的本事用现在的互联网来发挥，范式上在新闻与理论的结合处进行发挥。其实是一种交界处集成创新，发挥长处而已。
一个人，就是一个智库，一个平台，也可以是一面旗帜，我相信。我觉得，中国的官方智库有一些是官员们玩的地方，很多是有库无智，沽名钓誉。“人家过年有钱买花带”，我家无钱扯上二尺红头绳也能过年，我一个人干，没有助手，打字靠自己“一指禅”，很慢，文字常常来不及再看一遍，甚至连错别字也来不及订正，不象人家有一个团队、甚至一个财团做后盾，但是不耽误写稿，活得也好。
今天是元旦，新年的钟声已响。感谢经常看我文章的人，感谢朋友们。感谢家中亲友原谅我的“自私”，放弃了自己许多应尽而未尽的职责。
每天早上，我先在日记本上写下今天要做三件或者四件事，多是文章的事情。我只是想干活，总是觉得时间不够用。因为，站着比坐着更有想法，跑着比站着更有力量，干活比活着更有意思。
有人说我显得年轻，未生一根白发。我的梦想总如旭日之升，尽管也曾经心痛，我的希望总会如皓月之恒，尽管我不再年轻。
2017年，还是这样活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