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110岁生日座谈会嘉宾发言

陈丹晨：有什么土壤长什么果
很感谢会议工作组邀请，让我有幸参加庆贺周老110岁生日活动。衷心祝愿周老创造生命奇迹，在高龄仍然充满活力，为后人讲述思想文化。这件事本身就是生命史上一个奇迹，他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有着深刻的认识和总结，对思想文化研究有很大的贡献，这当然可以继续探讨，但是确实有相当的提示。

中国最近在忙着“打老虎”，以我个人对中外历史来看，这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已经打出来的“老虎”，说明中国的经济政治生态出了问题，政治土壤被大面积已经腐朽的土壤侵蚀，才能生长出这些老虎。看看这些老虎，哪些不是某个城市、部门、系统的独裁者，没有皇冠的皇帝，他们盗取的不仅是钞票而是国家的公权力。没有人也没有制度可以制约他们，他们就在他们的地盘上建立王国。我们的政治土壤必须改良，有权力就有了腐败的本钱，有什么土壤长什么果。
这里，我想再讲讲安徒生童话里《皇帝的新衣》，小孩说了真话，大人说了假话。有位皇帝喜欢穿漂亮的新衣，两个骗子摸透了他的心，制造出世界上最漂亮的新衣，有的人看不见漂亮的新衣。看不见这件新衣的人，他就说这种人是不称职或者愚蠢不可救药的，骗子一开始就预设了一个诬陷对手的谎言，让那些敢说真话的人闭嘴。皇帝也不傻，派人去考察，有被皇帝最信任的，但是还是被骗子的谎言震住了，使他们丧失了自己的判断，加入了谎言的啦啦队。皇帝自己考察，什么也看不见，他也明明知道新衣是不存在的，但是他还是加入了颂歌的合唱队。
现实生活里面我们常常能够遇到这样的骗子，但我想强调的是，周老用浅显平实的语言去击破那些“美丽”的谎言。我们完全可以像周老说的，不要着急，慢慢都会进步变化，因为有些大势是不可逆转的。
最后，祝周老“仁者寿”。周老不仅是仁者还是智者，祝愿周老继续创造生命奇迹!

沈昌文：中国的怪现象是老人比年轻人敢说
我现在快到85岁，也开始尝到老年人的滋味了，耳朵聋，记性坏，但手脚还灵便，现在坐公交车也可以享受免费的票了。以前到中关村万圣书园很方便，现在却常常迷路，最后只好打的回家，所以也不得不服老。
周老我非常钦佩。我的钦佩，与文改相关。文改和出版工作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周老的住处离我们朝内大街166号人民文学出版社很近，所以我有机会经常拜访周老，不过我都是请教文改的问题，还有一些和我们出版工作有关系的问题。周老给了我很多教导，我很感动。
近几年我发现了一些怪现象，也是中国特别的现象，那就是老一代的人比年轻人更敢讲，更能分析问题，更善于分析时局。有两位老人是我非常敬佩的，一位是周老，经常发表很好的意见，还有一位就是资中筠，也经常能发表一些让人振聋发聩的见解。我觉得这是我这个老人跟不上的。当然了，我即使年轻也跟不上。我是一个小书商，尽管老了，可是我的地位还是一个很小的书商，我只会贩书。我每个星期六都会到潘家园的旧书店搜罗20本书，有2块一本的好书，一共才40块钱，等于在我三联书店买一本书的钱，这样淘书满足了我怀旧的心理，因为都是旧书。我可能不像那些可贵的老人那样，关心时局，发表意见等等，但我一定要向他们好好学习，我是经常看他们的评论的，到现在也非常钦佩他们的精神。
我一方面表示对一些老人的无限崇敬，一方面说明我这个小商人至今还在努力地跟上他们的步伐。

何方：周老随年龄增长思想依然开放
我和周有光先生的来往其实比较晚。当时我写了一篇文章，说“中国将很快从国际化时代进入全球化时代”。周老就全球化的问题和我畅谈了一次，后来的探讨和交往就就逐渐多了起来。在来往的过程中，我从周老师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涉及为人、做学问等多个方面。虽然他年龄比较大了，但是思想却仍然开放，各个方面都有考虑，而且很深入。因文化问题结缘，我和周有光成了忘年交。

蒋彦永：希望他至少活到150岁
我在开头想引用刘绪贻的一段话来祝周老110岁生日快乐，“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对人的长寿都是庆贺的，并誉为“福比南山”。但实际上，人们的长寿并不一定都值得庆贺。有光老则不同，他的长寿才值得庆贺!因为他的一生都在做对国家、人民，甚至人类有益的事情。我们希望他至少活到150岁!”
我和周老先生认识时间比较短，不到十年，他教育我如何做人、如何看待世界、如何对待人民。周老师常说，他是世界公民，是地球村的村民。他对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说未来必然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他是我的恩师，我愿意尽一切力量来呵护他的健康，下面介绍一下汇报健康。
2008年1月，周老师每天早饭后就头晕。晓平告诉我，希望他爸能住院检查。我和有关医生联系后，将他收入心内科检查。医生观察他每天血压的变化，发现他每天早上血压并不高，但过去他每天早饭前就吃降压药，所以造成他在早饭后血压较低而致头晕。医生将他早上的降压药去掉了，他在早饭后就不出现头晕了。
2011年7月，周有光老师因反复牙痛到协和医院西院诊治。口腔科医生认为需要将有感染的残根牙拔除，但拔牙前必须先输抗生素一周。当天周老师就被留在医院急诊室轮椅上输液。晓平和我通了电话，我觉得周老师每天要从他家三层楼爬下、爬上去协和西院急诊室输抗生素既不方便又不安全，我争取让他住到301医院口腔科治疗。第二天经与口腔科及院领导联系，将周老师先收住入301医院特需医疗部(口腔科没有床)，先行拔牙前的抗感染治疗及各种全身准备，两天后转口腔科手术。
口腔科的步荣发主任经慎重考虑，并经与麻醉科，心内科等专家商讨，经院领导批准(因以前从未给107岁的老入拔过牙)，终於在7月22日顺利地拔除了长期影响周老师进食的两个黑牙根。周老师三年来，能正常吃饭，保持健康。
2013年12月12日，周老师因发烧、呼吸急促去协和医院急诊，初诊为呼吸道感染收入院治疗。因时值周末，由值班医生处理。晓平告诉我后，我立即设法联系到我的老师呼吸科专家罗慰慈教授(89岁)，他答应次日以朋友的名义去看望周老师。星期六一早罗教授就去看望了周老师，认真地检查了病人，并提出明确的治疗意见。我同时联系到协和的营养专家蒋珠明教授(81岁)，他也很快到病房看望了周老师，对营养诊治提出了宝贵的意见。他们二位的意见，对周老师的病情控制和恢复起了重要的作用。

秦伯益：几十年后，贫下中农孩子变敌人，怎么解释?
秦伯益：我对周有光先生对敬仰已久，但至今没有机会晤面。今天前来，纯粹是表达一份向他学习的诚意。我们都属于“江南读书人”——周有光先生是江苏常州人，我是无锡人。“江南读书人”不是专门“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有些“江南读书人”关心政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江南读书人”的名言。
很多关心过政治的“江南读书人”都倒霉了。譬如，周先生的常州同乡瞿秋白、咱们无锡的秦邦宪、上海南汇的张闻天，都以失败告终。
我总觉得，读书人追求的是道德标准，学者做学问追求的是真理，政治家必须追求功利——政治家担负着国家的兴亡、百姓的幸福，不能失败，只能成不能败。政治家太学术了，太道德了，也不容易成功。
看政治家的道德，不是看他采取什么手段，而是看其所为，最终对国家有没有好处，对人民有没有好处，是不是有利于人们的幸福。
我觉得，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最大的失误在文化。
中国古代文化并不都是好的，但毕竟还有很多好的东西维系着我们五千年的文明，维系两千多年的政治体制。1949年以后，批判了三个字——批判了“封”，把古代的作为“封”批掉了;批判了“资”，把西方文明当作“资”批掉;批判了“修”，所谓“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封”、“资”、“修”一“批”，就“批”掉了太多人类文明。我们很真心诚意地批判，当时认为“破”字当头，要“在一张白纸上画最新最好的图画”，没想到画出来是十年文革、道德滑坡等等这一切。所以呢，就要重新翻过来。翻过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完全对，也是一种政治智慧。当时也算在中国经济崩溃的边缘力挽狂澜。
现在82岁了，回过头来看，我们这代人，经历了中国民族命运多次大的转变：一次1945年;一次1949年，想着没有剥削、压迫平等，当时共产党向中国人民是有承诺的，毛主席在延安的讲话，新华社、报纸都发表了;没想到，后来会有“十年文革”;于是改革开放，这之后，贫富差别严重了，各种问题激发。
所谓“意识形态的偏激”，基本逻辑是“我的就是对的，你的就是错的”，“你说什么我就要反对什么”。譬如，提过哪个阶级和哪个阶级在斗争。照此定义，贪官的父母是谁?绝大多数是贫下中农。贫下中农交给你几十年，就变成“敌人”，这怎么解释?!

苏培成：趋利避害，他没有错
苏培成：我表达两个观点：
第一，在语言文字学的研究方面，周有光先生最大的贡献是提出并推动研究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语言现代化就是语言改革，语言文化是没有阶级性的，但社会不同阶层都会注意语言文字的应用。在语文现代化方面，周先生为人们所熟知的突出贡献是积极推动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拼音方案的制定不是哪一个学者个人的贡献，而是集体的贡献。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主任是吴玉章，副主任是胡愈之。文改方案时周先生50多岁，很多比周先生年长的语言学家也进行了拼音方案的制定，但周先生在方案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首先说一说，对拼音方案字母的选择。毛主席说过要用汉字笔画式的字母，就用笔画简单汉字，但四年后效果并未显现，以毛当时的地位没人敢跟他犯颜直谏。毛问周先生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周先生不说话表示沉默，这是很高明的处理办法，因为他没办法表达心中的态度。周先生在这之前写了《字母的故事》，拿到中央向大家介绍拉丁字母的地位。汉语拼音制定好以后，周先生代表中央政府参加国际标准化组织会议，他期望国际标准化组织承认汉语拼音是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在周先生去之前，政府官员也参加过类似会议，但他们是外行，外国人无法理解他们的表述。周先生精深的发言则取得各方面的认可，1982年2月，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国际投票承认汉语拼音是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这代表着汉语拼音走向了世界，这就是周老的贡献。
在语言研究方面，周老给我们的启示就是看语文问题要从语文现代化着眼，语言文字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这个观点非常重要。当下社会在语言文字生活方面，保守思想非常严重。2014年中央电视台搞汉字拼写听写大会，题目中包含大量的生僻的语言。听写大会主办方国家语委说不这样做选手拉不开差距。我不赞同他们的观点。用语文现代化的角度来看，这样做会导致很多问题。
第二，我们要学习周老的养生处事。他这么大的年纪，思考问题还是这么清晰。周老的处事哲学值得我们学习，比如说1949年他回国之后很少跟联系海外的关系，因为他观察国内环境已经不适合进行海外联系了。“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但他跟海外没有联系，“里通外国”这个帽子扣不上，我觉得这就是很高明的处事哲学。大家留意到最近几年，周老对比他经历过的几个时期，觉得民国好。这个思想我认为不是到晚年才有的，但他过去不说，因为环境不允许。1957年说会是右派，文化大革命时说民国好，他难免受折腾，现在环境允许他说了，如果他在政治运动的时候说，怎么能活到一百多岁。
1955年周老从经济学转型语言学，这当然是政治需要，因为他感觉到所学的经济学在新中国已经没有前途了，在计划经济时代下无用武之地，1957年他到北京时碰到的搞经济那些学者专家全都成了右派。趋利避害没有错，有顺境有逆境，逆境怎么办?人们要改造环境，但有时你改变不了，只能逆来顺受，你不受不行。但周老有一个达观的态度，社会总是要发展的，这个态度是他给我们留下宝贵的财富。

杨天石： 要保护知识分子讲真话的权利
杨天石：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人生七十古来稀”。周老108岁生日的时候，我曾经写过短诗送给周老，第一句叫“一零八岁有几人”。今年是周老110岁大寿，这一高寿确实是“古来稀”，高寿亦能够高产，还思想清晰。我注意到周老这些年基本上是一年一本书，可能还要更多。高龄而高产，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中恐怕都是“古来稀”。
我看了周老的书，觉得周老的书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敢讲真话，敢讲心里的话，敢讲一般人不敢讲的话。这是周老的书中珍贵之处，也是周老人格的珍贵之处。由此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国家，我们的政府，我们的民族怎么样保护知识分子讲话的权利，讲真话的权利，讲一般人不敢讲的话的权利。最近网络上流行一句话，叫“吃饭砸锅论”。就是说有的人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我觉得这个说法恐怕值得商榷，我们应该要正确区分砸锅和补锅的区别。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对毛泽东对大跃进对三面红旗提出不同的意见，那么你说彭德怀的这些意见是砸锅还是补锅呢?历史已经证明了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提的意见是补锅不是砸锅。我们当初把彭德怀的言论看成是砸锅，然后严加批判，这是错误的。
有些人讨论吃饭砸锅论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正确区分是砸锅还是补锅，千万不能够把补锅的言论看成砸锅。
此外，国家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应该有一个宏远的目标，不能够停留在“我养你，你就要为我服务”的低层次上。知识分子的崇高认识或宏大目标应该是什么?宋朝思想家张载说，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们国家养知识分子，或者培养知识分子应该放在这样宏大的目标上，而不是歌功颂德，你要为我服务的低水平层次上。所以应该有一个宏大的、允许保护知识分子思考研究的权利。
有些问题只有让知识分子敢于讲话、敢于表达意见的时候，社会才能够取得更大的进步。例如说改革开放之前，从反腐风开始，我们在工作里犯了大大小小各种错误，难道不应该允许知识分子去考虑怎样防止这些错误的发生?来补这个锅吗?这些年我们揭发出一个又一个的大老虎，难道不应该允许知识分子思考一下，为什么这个体制下会产生一个又一个那么大的老虎?所以我觉得要允许知识分子思考，要鼓励知识分子思考，要鼓励允许保护知识分子讲真话，讲别人不敢讲的话。
我想我们今天来庆祝周老的110岁生日，应该汲取历史教训，要保护知识分子思考的权利、讲话的权利，讲真话的权利。

张森根：宁可GDP少点，也想要多一点思想启蒙者
张森根：借助周先生的生日召开学术讨论会，今年是第四次。官方的周有光100岁生日研讨会是由教育部主持召开的，107、108、109、110岁这四次会，是由民间知识分子自发组织的。大家都知道周先生一生分了三个阶段：50岁以前他是个银行家;50岁到85岁，共 35年，他是语言文字学家，他的精力都倾注在语言文字学;85岁以后，共25年，他是启蒙思想家。我认为，周先生在第二段人生中立下了不起的功绩，但第三段的闪光点，不亚于第二段，甚至比第二段还要了不起。
为什么这么多知识分子自发在周先生生日这天举行研讨会?因为视周先生为同道的一批知识分子，是有脑子的，有思想的，有独立的人格。知识分子能够讲真话的确不容易，周先生是这一代人的代表——沈昌文先生刚刚提到了两位知识分子，周有光先生和资中筠先生。外界对周先生第三段人生的闪光之处，认知远远不够，以至于周先生在中国文化舞台上目前并非是一个标杆人物。为什么会如此?主要是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深圳一位先生主张中国不仅要进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还要进行意识形态改革。我赞成他的观点。我还认为，如果不适时地展开意识形态改革，前二大改革也难以深入进行。基于此，108岁那次讨论会上，我曾建议热衷于髙层设计的精英们“读周有光的书，做周有光的好学生”，今年我还要重申这一点，当然听不听由你。
我想用三句话概括周先生：
第一句话，周先生是说真话的大师。
说真话不容易。有的“大师”不讲真话，而是讲大话、鬼话，有些人就为了一点项目费，一点补贴，纳入什么什么“工程”。周先生写的东西，什么补贴都没有，也没有项目费。他的人格和学品驱使他的文字和作品处处在“创新”。
第二句话，周先生是研究规律的大师。
周先生不讲主义，只讲规律。这一点，马国川先生刚刚开场时就有提及。他提倡的“科学的一元性”、“双文化论”和“三分法”，这里不便展开。
第三句话，周先生的批评精神。
这是周先生最了起的地方。周老说，一个人，只有接受批评才能前进。他去年写的“尾声”，提倡“不怕錯主义”。这也许是他对晚辈和下一代留下的最后忠告。他的“不怕錯主义”，和人们经常遇到的“不认錯主义”，是针锋相对的。我们需要更多周先生这样的思想启蒙学者，哪怕GDP少一点点。

何迪：做世界公民要扩大视野、补充常识
今天的会议主题中有“世界公民”四个字。成为世界公民，不用写申请书，但是要扩大视野和补充常识，要用世界眼光看中国看世界，而不是中国的眼光看世界。
中国闭关锁国的历史太久了，天朝大国，妄自尊大的心态妨碍我们视野扩大。15世纪开始西方开始第几大发现，宗教革命，世界是西欧进入了现代，随之而来启蒙运动、工业革命、民主国家的建立。西欧率先实现了社会文明现代化转型，进而发展到美洲形成欧美的西方文明，进而扩大到世界，像何方老人刚刚讲的，全球化的浪潮开始铺开。
但与此相反，中国的皇权统治鼎盛时期从明朝、元朝就开始衰落。这样如何认识世界近代文明发展，如何应对现代化的冲击?这是中国人无法回避的问题。自晚明以来，开关闭关是几经反复，周老110岁经历了三朝，有这样的感受，而我们60岁这一代也曾经与世界隔绝的经历。庆幸的是年轻一代迎来了改革开放新时代，有了了解世界的机会，中国开始融入世界，这个30多年来，开放对于我们经济发展的贡献怎么评价都不为过。
有了这样的机会去了解世界，我想还应该调整的我们心态。大国心态和崇洋媚外都妨碍我们正确认识世界，正确认识自己，唯有以更开放的心态，更加平等交流的方式去看世界，才能认清世界闻名发展大潮流、大趋势，才能顺应潮流把中国的事情干好。
周老还讲，让我们补充常识，常识就是世界公认的道理，人类共同的价值。小到文明礼貌、不在飞机上打架、强调平等、爱护环境保护地球、反对战争维护和平是世界公民的愿望等等，这些都是作为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应作为目标努力去追求，这是世界的常识，也是应该成为中国的常识。这是我们与世界沟通的基础，与世界沟通的语言，如果我们缺乏这些常识我们应该去补充。
这是我准备的一段简短学习周老关于世界公民扩大常识的一点体会。
今天想谈的很多，特别是对张森根老师的讲话我很有感触。他提到了周老讲的“三分法”，还有周老讲的关于对世界发展规律的看法，他特别提出我们应该要反对或者要重新反思我们历来所受到教育社会发展阶段。这也使我想起了我们从小所受到的一些教育，要竖立世界观人生大问题，而在前30年我们是在一个封闭的体系下灌输所受到的教育，社会发展和五阶段论，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阶级斗争是绝对的，这种斗争最终导致专政，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共产主义过渡，而社会主义和共产社会主义必然是要埋葬资产主义要替代资本主义，是人类最美好的社会，给我们画的非常完美社会发展的图，我们也曾相信过，也曾经用这种思想去实践过，但是我想在文化革命这样一种惨痛的教训，使我们开始有了对我们所接受的这种传统的教育的一些反思。改革开放，看到了世界是什么样子?中国和世界的差距，使我们能够有机会就像周老讲的那样“从世界看中国”，这样我们就有了条件去想想我们能不能树立一个新的世界观、找到一个新的方法论。
我们在三天前，我们又开了一次关于陈乐民先生的研讨会，由沈老、三联出版社举办。陈乐民、资中筠夫妇俩自从退休以后就为中国启蒙运动大声疾呼。我们想纪念这位老人，最好的方法就是研究他的思想。尽管陈乐民先生已过世六年，但我们仍然有比我们岁数大的像何方、沈昌文等老一辈思想家，也有110岁的周有光先生这样的领头人。
我们怎么建立一个新的史观，也就是文明发展史观?陈乐民先生在9本专著里头有过详细的论述。他说，文明是社会进步的尺度，是人类社会生活质量的尺度，社会和历史发展必须进步，必须进步才能得以文明。
第二，文明发展必须全面，既涵盖了精神、物质还有功能，功能就是制度性。也就像周老说的“三分法”，工业文明替代农耕文明，民主宪政替代皇权专制，科学替代神学。
进步的、全面的、有质量的成为衡量文明发展的三个要素。其实中世纪的欧洲和中国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时期，情况大致都相同，有三个特点：第一，一定是农耕文明;第二，一定是皇权专制;第三，一定是神权统治，神权和政权结合的。而在中国近百年来推翻皇权，继辛亥革命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是到了政教合一。这样大大影响了我们现代化的进步。我想欧洲文明之所以能够现代化，能够推翻皇权专制，科学能够替代神权的推进，给我们的启示是任何一个文明社会的发展，必然是思想要推进。110岁到八、九十岁到五、六十岁到二十岁，我们都需要共同努力推进，没有启蒙，我们中国现代化就没有办法完成。

高全喜：国民要建立理性、温和、健康的公民意识
作为一个中国人，尤其是周先生这样，经历了一百多年、三个朝代，在当今情况下，以世界公民视角来看待问题，提出“要从世界看中国，而不仅仅从中国看世界”，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教诲。可是，我觉得我们应该从这里延伸一下。
世界公民之所以能够成为公民，我们首先要成为中国公民，尤其是对我们在座的一些年轻人。我经常在大学里教书，我也说，你首先作为中国公民，那时候你才有作为世界公民的基础。但是回头一想，我们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我们的公民的资格、公民的权利、公民的思想意识到底有几何呢?刚才秦伯有先生谈到了，周先生具有南方文人的特征情怀，我觉得南方文人的精神风骨在中国文化中是非常重要且是主流的。但是，在周先生身上不单体现着南方文的一种传统风骨，更主要的是他结合启蒙思想提升南方文人的气质。如果没有启蒙思想的提升，可能过于古典传统。由于周先生这一百年来，最早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一直把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相同步，这里面一直伴随着一个启蒙的思想，启蒙的意识。和结合在一起，就使得他提出的世界公民才更加富有能量了。
由此从世界公民这个角度来说，我对刚才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