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猪盘致人自杀会重判吗？精神暴力算不算家暴？这部剧全讲清楚了

近日，由孙俪、吴慷仁领衔主演的都市情感伦理剧《危险关系》正在热播中。该剧以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剖开了那些隐藏在亲密关系、网络骗局与权力不对等之下的隐秘伤痕。针对那些看不见的伤害，法律究竟能保护我们到什么程度？

闺蜜之死

杀猪盘、裸贷与自杀的因果迷局

剧集伊始，颜聆的闺蜜简蕾蕾在婚礼前夕离奇坠亡。警方初步定性为“挪用公款畏罪自杀”，但简蕾蕾车内凭空出现高价名牌包，华侨富商未婚夫身份全系伪造，遗体上还有一枚诡异的文身。颜聆追查发现，那个温柔体贴的“未婚夫”实为境外“杀猪盘”团伙“深海”的操盘手。豪车、高档餐厅、嘘寒问暖都是精心设计的“杀猪盘”。他以虚假恋爱为诱饵，诱导简蕾蕾参与虚假数字货币投资。简蕾蕾小额盈利后不断追加投入，甚至挪用了公司备用金。当她无力投入时，对方以掌握其挪用公款的证据相要挟，并诱导她通过非法借贷平台“应急”，条件是以手持身份证的裸照作抵押。最终简蕾蕾欠下巨债，选择自杀。

【法官说法】

简蕾蕾案中，未婚夫以虚假身份建立恋爱关系、虚构数字货币投资平台、诱导被害人投入资金，这一系列行为在刑法上如何评价？诈骗致人自杀的法律责任如何认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利用电信网络技术手段实施诈骗，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上的，分别认定为“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普通诈骗罪的立案门槛一般为五千元，但电信网络诈骗的立案标准更低，三千元即可入罪，这体现了对此类犯罪从严惩处的立法导向。“杀猪盘”诈骗的典型模式包括以虚假的恋爱关系和投资平台使被害人陷入“可以赚钱”的错误认识，进而处分财产。剧中简蕾蕾挪用公司备用金投入虚假投资平台，正是这一要件的典型体现。

值得注意的是，网络诈骗的隐蔽性使其有别于传统诈骗。剧中“杀猪盘”操盘手通过伪造身份、合成照片、虚构投资平台等手段，在被害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层层设陷。这种“温水煮青蛙”式的诈骗手法，使被害人在被骗过程中往往浑然不觉，甚至在被骗后仍难以接受自己“被骗”的事实。而这种隐蔽性，也使得被害人在发现被骗时往往已损失惨重，比如，本剧中简蕾蕾挪用公司备用金后无力归还，正是诈骗行为逐步升级的必然结果。

如果被害人死亡，诈骗行为与被害人死亡之间是否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造成被害人或其近亲属自杀、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等严重后果的”，属于法定从重处罚情节。这意味着，即使简蕾蕾的自杀不能独立构成一个罪名，但这一后果会使诈骗分子的量刑显著加重。从“数额较大”升至“数额巨大”的量刑幅度，或从“数额巨大”升至“数额特别巨大”的量刑幅度，差异可能是数年甚至十余年的刑期差距。

本剧中，简蕾蕾自杀身亡后，其近亲属可向公安机关报案，追究诈骗分子的刑事责任，同时申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经济损失。不过，跨境诈骗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往往在境外，资金被层层转移，追赃挽损的实际效果受到很大限制。

情感操控

精神暴力在司法认定中的隐形困境

剧中，颜聆与丈夫罗梁的婚姻，在外人看来堪称模范。罗梁表面温柔体贴、专业可靠，实则是一名情感操控高手。罗梁通过“煤气灯效应”等手段，逐步瓦解颜聆的心理防线，让她自我怀疑、孤立无援，最终陷入精神牢笼。女主角颜聆本是高知独立的大学副教授，却在精神科医生罗梁的操控下，一步步失去自我。罗梁在家装监控、切断她与外界联系，更可怕的是——他反复否定颜聆的记忆和感受，让她彻底怀疑自己是不是“疯了”。然而，当颜聆终于鼓起勇气提出离婚时，罗梁没有愤怒，而是平静地说要向法院申请对她进行“精神状况鉴定”。

【法官说法】

颜聆与罗梁的婚姻向观众提出了一个核心问题：那些看不见的伤害，法律究竟能否触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将家庭暴力定义为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这一规定首次以法律形式确认了精神侵害属于家庭暴力的范畴，打破了只有身体伤害才算家暴的传统认知。2022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对家庭暴力行为种类作了列举式扩充，明确规定家庭成员之间以冻饿或者经常性侮辱、诽谤、威胁、跟踪、骚扰等方式实施的身体或者精神侵害行为属于家庭暴力，将精神暴力的外延从谩骂、恐吓扩展至侮辱、诽谤、威胁、跟踪、骚扰等多种形式。

然而，精神暴力在司法实践中的认定遵循着一条审慎而克制的边界——并非所有令人不快的控制行为都能被贴上“精神暴力”的法律标签。以下几类行为虽然令人不适，但通常不被认定为法律意义上的精神暴力：

一是偶发的言语冲突。夫妻争吵时情绪失控，说了一些难听的话，但只要不是长期、反复的侮辱谩骂，一般不构成精神暴力。法律不苛求夫妻之间永远“相敬如宾”，偶尔的失态属于人性的正常范畴。

二是性格不合导致的沟通不畅。一方性格强势、控制欲强，经常对另一方的生活指手画脚，但如果这种控制没有达到“使对方产生精神恐惧、丧失自我”的程度，法律更倾向于将其视为婚姻中的性格冲突，而非暴力。

三是情感冷漠或长期冷战。拒绝沟通、冷漠对待、不履行夫妻间的关怀义务，这些行为确实会对配偶造成情感伤害，但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并未将“冷暴力”明确纳入精神暴力的范畴。司法实践中，单纯的冷漠通常不被认定为家庭暴力，除非伴有其他形式的威胁、侮辱或控制。

四是一般性的嫉妒和占有欲。配偶因为嫉妒而询问行踪、查看手机，这在很多婚姻中普遍存在。除非这种行为已经上升到“限制人身自由”“威胁恐吓”的程度，否则法律不将其视为精神暴力。

综合近年来的司法解释和典型案例，法院在认定精神暴力时，通常会考察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行为是否具有“控制”的本质。 精神暴力的核心不是“让对方不开心”，而是“让对方失去自主性”。加害人通过长期的语言打压、威胁、孤立等手段，使受害人逐渐丧失自我判断能力，不得不服从于加害人的意志。比如，剧中罗梁的行为之所以接近精神暴力的边界，正是因为他的每一个“关心”都指向一个共同目的——让颜聆不再相信自己。

第二，行为是否具有“经常性”和“持续性”。法律要求的是“经常性谩骂、恐吓”，而不是偶发事件。这意味着，受害人需要证明加害人的行为不是一次性的情绪失控，而是一种持续的行为模式。这正是实践中许多案件无法认定精神暴力的主要原因，受害人往往无法提供足够的时间跨度和行为频率的证据。

第三，行为是否达到了“侵害人格尊严”的程度。不是所有难听的话都构成“侮辱人格”。法律所禁止的侮辱，是指以暴力或其他方法公然贬低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情节严重的行为。私下争吵中的一句“你真没用”，通常达不到这一标准。

这种审慎背后是对家庭关系复杂性的尊重。夫妻之间的语言和行为不能像陌生人之间那样用精确的法律尺度去衡量。法律如果过度介入，可能非但不能保护受害人，反而会激化矛盾，甚至被一方利用为离婚诉讼中的“武器”。同时，精神暴力的认定涉及对一个人“内心感受”的判断，这本身就具有高度主观性。如果标准过于宽松，可能导致“只要你感到受伤，对方就构成暴力”的局面，这既不符合法治精神，也可能损害无辜一方的合法权益。

需要指出的是，罗梁的行为能否被认定为法律意义上的精神暴力，最终取决于颜聆能否提供充分证据证明经常性的侵害行为。受害人需提供足以使法官形成内心确信的证据。比如，罗梁长期贬低、质疑颜聆的微信聊天记录或录音；罗梁以精神科医生身份对颜聆进行虚假诊断的记录；罗梁申请精神状况鉴定的法律文书；心理咨询记录中关于颜聆因婚姻关系产生心理创伤的记录等，这些证据可能会增加法院认定精神暴力的可能性。

校园恋情

精神控制与虐待罪的司法认定边界

剧中，大四女生李长宁从小就活在重男轻女的阴影里。当外表儒雅的富二代徐枫对她展开温柔攻势，几句甜言蜜语便让她一头扎了进去，把这段感情当成了人生的全部。可徐枫对她，半分真心都没有。亲密关系里，他连最基本的安全措施都不肯做，完全不顾她的身体。为了讨好徐枫，李长宁瞒着所有人去捐卵，而且不止一次，肚子上密密麻麻的针孔疤痕，是她付出的代价，可换来的钱，她一分没花在自己身上，转头就给徐枫买了新手机。反复捐卵让她的身体彻底垮了，严重感染后，医生告知她，这辈子很可能都无法生育。在进行取卵手术后，本有一段严禁同房的恢复期，但李长宁为了“留住”徐枫，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与他发生关系。投入越大，越难离开。最终，她被抛弃，精神崩溃，在校园纵火。

【法官说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0条，虐待罪是指虐待家庭成员，情节恶劣的行为。2023年北京法院审结牟某虐待罪案，首次明确了同居关系中的精神控制可以构成虐待罪。法院认定，牟某与被害人虽未登记结婚，但已形成具有实质性家庭成员关系的共同生活基础事实，其持续的精神折磨行为属于刑法规定的虐待。

最高人民法院在2025年发布的反家暴典型案例中进一步确认了虐待罪认定的三个核心要点。首先是主体要件，与行为人具有共同生活事实、形成稳定同居状态的当事人，可以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家庭成员。其次是行为要件，持续采取凌辱、贬损人格等手段，对家庭成员实施精神摧残、折磨的，属于刑法规定的“虐待”。这打破了“只有打了才算家暴”的陈旧观念，精神暴力被正式纳入法律规制范围。最后是后果要件，实施精神虐待致使被害人不堪忍受，处于自残、自杀的高风险状态，进而导致被害人自残、自杀的，应当认定虐待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司法实践中，判断精神暴力是否构成虐待罪，关键在于能否证明：一是施暴行为具有长期性、持续性、高频次；二是施暴行为与被害人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最高法2025年典型案例已明确，精神虐待本身即可构成虐待罪，不再以身体伤害作为认定家暴的前置条件。

剧情中并未明确交代徐枫与李长宁是否共同生活、形成稳定同居状态。如果二人确实存在稳定的同居关系，则符合虐待罪的主体要件。徐枫精准锁定情感匮乏的目标，通过精神打压、人格贬损进行情感操纵，最终使受害者陷入没有他不行的错觉，但徐枫的操控手法更隐蔽，对虐待行为的认定可能需要更充分的证据支撑。李长宁精神崩溃后的纵火行为本身虽然对公共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其性质上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但与虐待罪所要求的情节恶劣之间的对应关系在司法实践中尚需进一步厘清。

【法官提示】

如果你正在遭受“杀猪盘”诈骗，请第一时间报警，保存微信聊天记录、转账凭证，并提供给公安机关。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造成被害人或其近亲属自杀、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等严重后果的，属于法定从重处罚情节，这会让诈骗分子付出更沉重的代价。

如果你正在经历伴侣的精神打压、人格贬损或情感操控，请不要沉默。保存每一次辱骂的聊天记录、每一段贬损的语音录音，这些碎片终将拼凑出“持续性精神虐待”的证据链条。你也可以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不以提起离婚诉讼为前提，无需缴纳诉讼费，也不需要提供担保。公安机关的报警记录、妇联的求助记录、医院的诊疗记录，都可以成为支持申请的证据材料。

文 | 陈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