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平定后，唐朝为什么再也没有能力恢复从前的国力？

作者：金水更新时间：2024-02-07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白居易在长恨歌里是这样形容“安史之乱”的。说起来，王朝中期遭遇内乱的情形并不少见，为何汉代的七国之乱之后可以迎来武帝的全盛时代，而安史之乱之后，大唐帝国却一蹶不振，让人感到彻底绝望了呢？

影视剧中创作《长恨歌》的白居易形象。来源/电影《妖猫传》截图

藩镇割据

距离“安史之乱”平息不过短短一年，大诗人杜甫就绝望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江边老翁错料事，眼暗不见风尘清”。原本以为，历时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平定后，天下百姓终于盼到了太平岁月；现实却是，战乱虽止，朝廷虽胜犹败。“中兴”的局面，并未出现就彻底成为了泡影。叛军名义上虽已投降，但军阀割据局面已经形成。

755-763年唐平安史之乱地图。来源/2007年星球地图出版社出版《中国战争史地图集》

这个问题，在开元、天宝的盛世里已经可以看到端倪。唐朝各镇有屯田或营田，土地属国家所有。跟着节度使权力的扩大，这些土地渐渐变成了节度使的财产。结果节度使事实上就成了地方上最大的土豪，部下的各级将校也就是大大小小的地主。他们残酷地剥削农民的收入，豢养一批亲兵作为军队的骨干。在需要大量兵员时，更强行征发壮丁入伍。藩镇割据一地既久，将校和亲兵都世代相传，地方性非常强烈。概括而言，经济上，节度使占有土地和人口；政治上，他是行政、军事、财政一把抓，是名副其实的“土皇帝”。

安史之乱是藩镇的统帅叛乱，吊诡的是唐政府要平定叛乱，仍要用没有叛乱的各镇军队。唐政府在平叛的时候，在内地设置了许多节度使。他们手里有土地有军队，有些人摇身一变成了割据的军阀。最后，安禄山和史思明的旧部，表面上归顺，实际各统所部兵马，据有一方之地。魏博（河北南部）、成德（河北中部）、卢龙（河北北部）三镇的节度使前后凡五十七人，唐廷所任者仅四人，剩下的全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或偏将擅立。他们在本镇之内的经济、财政上也有自己的一套，赋税完全不交到唐朝中央去。于是河北一带，更是隐然敌国了。

721年九大节度使位置示意图。来源/纪录片《中国通史》第45集“安史之乱”截图

这意味着什么呢？

河北地区自然物质条件十分优越，这里的富庶繁荣，是从战国秦汉以来就著称于世的。在唐代，这里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仍然是全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这里的纺织贡品总数是首屈一指，可见其丝织品之精美。据天宝元年户口数的统计，河北道户数近150万，仅次于河南道，占全国总数六分之一。当时，河北也是重要的粮食产区。据天宝八年（749）中央朝廷报告，天下屯田共收191万石，河北即独占五分之一。安史之乱虽使这里遭到严重的破坏，但战后河北的经济依然有发展。

这就使河北诸藩镇有能力维持一支甚至比安史之乱时更庞大的军队。魏博等镇的在籍军士，大历（766-779）时，有五万，后来其军队军士一度膨胀到七万，卢龙更不止此数。以河北三镇之合，达到了二十余万之多。

不光数量多，河北藩镇军队的战斗力也相当可观。恩格斯讲过一句话，“骑兵在整个中世纪一直是各国军队中的主要兵种”。古代军队最精锐的是骑兵。河北产马，因此各藩镇军队里的骑兵占比高。卢龙的骑兵在二万以上，成德精骑更厉害，有数万骑兵，魏博亦然。史称，河北“复产健马，下者日驰二百里，所以兵常当天下”。杜牧为之痛心疾首道“河北既虏，则精甲锐卒利刀良弓健马无有也”。

实事求是地说，唐廷并不是没有进行过平定河北藩镇的尝试。比如，唐德宗欲扫除河朔，结果引发了诸镇之叛乱。为什么呢？关键问题是，安史之乱结束后，唐朝中央仍然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它所赖以维持均势的，是各个藩镇之间的平衡，而不是像宋代那样有一支自己掌握的强大禁军。它所倚仗以遏制或讨伐骄藩叛镇的主力还是藩镇，只不过是听命朝廷的藩镇而已。那么藩镇为什么会帮助朝廷讨伐其他藩镇？主要还是因为有好处，比如，藩镇的兵一出辖境就要中央政府供给粮饷，他们为了保全实力，自然也不肯打硬仗。几次武力尝试没有达到目的之后，朝廷只能选择息事宁人。

784年，唐廷在《赐李纳王武俊田悦等铁券文》说过：

“子孙代代，为国勋臣，河山带砺，传祚无穷。”

这就是正式承认了河北藩镇事实上已经形成节度使世袭制度。藩镇则把唐天子视为天下共主，自比古之诸侯。时间迁延日久，这就成了“河北诸镇世袭，不输朝廷贡赋，不受朝廷征发”的“河朔故事”。

割据一方的思想深深扎根于诸藩镇的文武官员、军卒乃至普通百姓之中。对于他们而言，效忠的对象是节度使，甚至只知节度使府主，不知有朝廷。

两京残破

河北藩镇的形势积重难返，那唐廷的情势又是如何呢？“安史之乱”的一个后果是，唐朝皇帝对拥有兵权的大将彻底失去了信任。连对郭子仪这样功勋卓著又极度谨慎（传统戏剧《打金枝》对此有所反映）的宿将都难免猜忌。皇帝们想来想去，只有身边的奴才——宦官，最信得过。于是皇帝派宦官做监军，监视武将：比如朔方大将仆固怀恩就被宦官骆奉先诬告谋反，不得不上书自白。后来仆固怀恩举兵叛乱，很大程度上是走投无路而铤而走险。唐代宗心里也明白，所以始终没有公开称他叛乱。

郭子仪画像。来源/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编《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海峡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事情发展到后来，甚至让宦官拥有了统帅禁军的权力，皇帝的本意是让宦官掌管这支中央兵力，牵制武臣。但是宦官掌握权力后，也不可靠，这在历史上也是屡见不鲜。

由于宦官专擅朝政，直接破坏了有唐以来的三省制。唐肃宗以后，中书令、侍中两个位子，常缺不设，“代天理物”的三省长官竟变成了“赏功之官”。说东汉、唐、明三朝都有“阉患”，但东汉、明朝宦官们作威作福的权力大抵还是皇帝给的，皇帝不愿意时，就能像明武宗那样，一纸诏书让“立皇帝”刘瑾沦为阶下囚。只有唐代的宦官才真正做到了威福自操，连皇帝的性命也在他们的掌握之中。唐文宗（826-840年在位）时，打算联手朝官诛灭宦官，结果“甘露事变”事败，宦官大杀朝官，“诸司从吏死者六、七百人”，唐文宗自己也沦为阶下囚。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即使朝臣与宦官之间争斗掣肘不那么严重，长安的唐天子也已经失去收拾旧河山的雄心壮志了。

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是唐朝的统治中心，因此也成为安史叛军的首要目标。虽然叛军占领长安时日并不算太长，但关中始终受到战争的影响，特别是叛军入关后，与唐朝军队之间的几场重大战役都发生在这里，这对“地狭人稠”的关中破坏尤为巨大。战后的关中已是“人烟眇萧瑟”“京畿户口，减耗大半”。不仅如此，安史之乱起后，唐政府把布防在陇右一带的兵力回撤对付安史叛军，导致吐蕃统治阶级趁机进陇，占领了陇右地区。等到安史之乱平息后，吐蕃军也曾入寇，在长安盘踞过几天，更使关中地区乱上加乱，惨上加惨。

唐朝河南道地图。来源/《中国历史地图集》

洛阳所在的中原地区情势就更惨了。在安史之乱中，中原地区成为“四战之地”，双方在此交战七年之久，是战争中最激烈的战场，对经济的破坏也最为严重。因此经济恢复也最为艰难。直到战争结束将近四十年后，洛阳城的修复工作仍在断断续续进行。洛阳太庙本为武则天家庙，中宗复位后，改立太祖以下神主。安禄山攻陷洛阳后，以太庙为马厩，战争结束时已遭焚毁。大历五年（770），有人上奏重修太庙，结果遭到朝臣的反对而被搁置。结果一拖就拖到了下个世纪，唐宣宗继位后，才在废墟上建成新太庙。

洛阳城如此破损不堪，“两京”也变得名不副实，唐朝皇帝出巡的惯例长期搁置。安史之乱后唐朝皇帝第一次来到洛阳，已经是公元904年的事情了。嗯，是被军阀朱温挟持来的……此时距唐朝灭亡仅仅三年。

“两京”残破，加上河北、山东等地长期沦为藩镇所有。处于关中的唐朝朝廷已经完全依赖于江淮的财赋，粮食、布帛等日常必需品也完全靠南方供应了。所谓“两河宿兵，户赋不入。军国费用，取资江淮”。唐德宗（779-805年在位）时，有一次长安连粮食都难以为继了，恰好镇海军（治润州，今江苏镇江）的米运到。听到消息后，这位皇帝竟立即跑到东宫对太子欢呼：“米已运到了，我们父子俩得救了！”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唐朝依靠东南诸道的赋税收入，形成了“立国在西北，根本在东南”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要指望不时为温饱所扰的皇帝有啥雄心壮志，似乎也是有些强人所难了。

元和十五年（820年）唐朝疆域图。来源/《中国历史地图集》

边疆危局

唐朝实在是运气不好，内忧未除，外患又来。汉代只有匈奴一个强敌，到了唐代，随着中原先进技术和制度的扩散，唐朝的周边居然出现了一连串相当有组织能力与技术水准的政权——从漠北的回纥到青藏高原的吐蕃，甚至云南高原的南诏。如果说，安史之乱前，唐廷通过在边疆布置重兵的方式尚可控制局面的话，边兵在安史之乱中内调平乱，就给了边疆政权的野心家们可乘之机了。

总的来说，回纥与唐朝基本还能保持和好局面。虽然回纥使者仗着自己势力强大，态度十分骄横，常在长安闹事。甚至有回纥人因杀人被捕，回纥使者也能冲进监狱，劫夺人犯，砍伤狱吏。唐朝政府都不敢计较。

《回纥王子出行图》（唐）来源/纪录片《中国新疆》截图

这到底只是疥癣之疾。安史之乱后唐朝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吐蕃贵族的军事进攻。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文成公主与金城公主入藏的关系，吐蕃赞普在给唐朝的表文中自称“外甥”，而称唐朝皇帝为“皇帝舅”。既然唐朝下嫁的是名义上的“皇女”公主，自然唐皇也就成了吐蕃赞普的“外舅”。但话说回来，虽然吐蕃在跟唐朝皇帝套近乎时，不吝自谦为“外甥”，在现实政治中与唐朝针锋相对乃至兵戎相见时，倒也毫不手软。陈寅恪先生曾评价：

“吐蕃之盛，起于贞观，前后二百年，唐代中国所受外族之患未有若斯之久且剧者也。”

阎立本步辇图卷。松赞干布派禄东赞求娶文成公主。来源/故宫博物院

与中国历史上许多新兴的边疆政权一样，吐蕃的军队颇有战斗力。吐蕃作战的主要兵种是骑兵，步兵只担负城防和护卫。唐史在记述吐蕃军队名号时，动辄就是“千骑”“万骑”。骑兵的最大优点是快速机动，吐蕃骑兵“迅如风飘”，且装备非常精良——“人马俱披锁子甲，甚精，周体皆遍，唯开两眼，非劲弓利刃之所能伤也。” 这种“锁子甲”由很小很薄的铜片组成，工艺十分精致。目前，在西藏博物馆和一些寺庙中依然可以看到，保存得非常完好。

随着西北边军的内调，陇右、河西一带的防御更趋衰弱，郭子仪后来就说：

“开元、天宝时期，朔方军战士十万，马三万匹，只分担一部分防务。如今吐蕃比过去强盛十倍，朔方军只有过去十分之一，却要担任全部防务。近来敌军来犯的，有四节度，约四万人，每人有四匹马。朔方军兵力只及敌军四分之一，马只及百分之二，只能守，不能战。”

面对唐朝内部的巨变，本来就在虎视眈眈的吐蕃见状，趁机提出以“助讨国贼”的名义，名正言顺地进兵唐朝内地。被唐朝回绝之后，吐蕃一不做二不休，以地处青藏高原东缘的陇右为突破口，发动了对唐朝的军事进攻。

在空前有利的军事形势下，763年，吐蕃调集了包括吐谷浑、党项、羌等附属民族在内的二十万大军，发动了规模空前的攻势。在很短的时间内，吐蕃一口气攻克陇右诸州并马不停蹄地进入大震关（在陕西陇县西境），直奔唐都——长安。唐代宗下诏郭子仪等将率军抗拒吐蕃，但为时已晚。吐蕃大军弥漫数十里，浩浩荡荡渡过渭水，兵临长安城下，引起长安城内一片混乱。

“官吏藏窜，六军逃散”，连护送皇帝的卫队中也有四百余骑反叛。唐代宗仓皇不知所措，只得急急忙忙出逃陕州。吐蕃军队没有遇到像样抵抗就开进当时世界最大的都市长安城。杜甫在《忆昔》（第一首）对此进行了辛辣讽刺：“犬戎直来坐御床，百官跣足随天王。”那些平时过着“朱门酒肉臭”生活的王公大臣，当吐蕃军队进入长安时，他们逃跑得比谁都快，甚至连鞋都来不及穿，是何等的狼狈！

这实在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长安陷入外兵之手，从李唐建国以来这还是第一次。当年显赫一时的东突厥汗国都没有做到的事情，竟然被吐蕃做到了。

强敌在侧的现实，让大唐帝国的国势变得更加令人绝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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